北京茅盾故居
北京茅盾故居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位于東城區(qū)交道口后圓恩寺胡同。茅盾于1974~1981年在此居住。
故居為二進四合院,占地面積878平方米。門內(nèi)影壁上鑲有鄧穎超題的“茅盾故居”金字黑大理石橫匾。前院有北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倒座房六間。西廂房原是茅盾的會客室和藏書室。東廂房為飯廳,其余為家屬和服務人員住房。后院有北房六間和西廂房兩間,北房原是茅盾的工作室兼臥室。茅盾逝世后,前院開設了2個陳列室,陳列茅盾生前的實物和圖片,包括手稿、作品初版本、信件、手跡和茅盾主編過的文學刊物等,共400余件。
后院正房室內(nèi)保持原狀:進門一間為起居室,北墻為1排書柜,書籍按其生前原樣排放。書櫥前為單人沙發(fā)1對。室內(nèi)東側(cè)臨窗放寫字臺1張。起居室東有門通往臥室,臥室內(nèi)正中橫放小床1張,床左側(cè)案幾上堆放著寫回憶錄備查的舊時期刊以及他平時收集的剪報資料和晚年閱讀的書籍。臥室的衣櫥、七斗柜均為過去舊物。左側(cè)靠墻的一個小衣柜上,安放著夫人孔德讓的黑漆鏤花骨灰盒。西首北房專辟為“茅盾文庫”,內(nèi)收藏有茅盾著作及其藏書。1987年劃定保護范圍及建設控制地帶,保護范圍系圓恩寺后街13號院范圍以內(nèi)。
后圓恩寺胡同屬東城區(qū)交道口地區(qū),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從北往南數(shù)的第三條胡同,自東向西溝通交道口南大街與南鑼鼓巷,長400米。清乾隆時稱“后圓恩寺胡同”,宣統(tǒng)時稱“后圓恩寺”,1965年整頓地名時改稱“交道口南三條”,“文革”中一度改稱“大躍進路七條”,后復稱“交道口南三條”,1979年恢復“后圓恩寺胡同”原稱。
《順天府志》載:“圓恩寺,元剎也,在圓恩寺胡同”。圓恩寺胡同今稱前圓恩寺胡同,是后圓恩寺胡同南面的一條胡同。據(jù)此可知,后圓恩寺胡同因在圓恩寺的背后而得名,卻沒有按習慣被稱為“圓恩寺后身”或“圓恩寺后街”,并非此處原有前、后兩座圓恩寺。
后圓恩寺13號在胡同西段北側(cè),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進宅院,占地面積為800平方米,建筑面積為500多平方米。街門為“如意門”,東側(cè)有1間倒座兒南房,西側(cè)有3間倒座兒南房,街門與兩側(cè)的倒座兒南房均為合瓦清水脊屋面,清水脊兩端6條向上斜翹的蝎子尾與蝎子尾下的磚雕,既完整又精美。進入街門迎面是一座影壁,影壁上鑲嵌著鄧穎超書寫的“茅盾故居”金字黑底的大理石匾額,影壁前有一口荷花缸;一進院有北房3間,兩側(cè)各有耳房1間;有東、西廂房各3間,廂房南側(cè)各有耳房1間;北房是茅盾先生的工作室兼臥室,西廂房是客廳和書房,東房是餐廳;院內(nèi)有兩棵太平花,院中有一尊置于黑色大理石基座上的茅盾半身雕像,雕像的材質(zhì)為漢白玉,高83厘米。二進院有北房5間帶東耳房1間、西房1間、南房兩間。
茅盾于1974年12月搬入此院,直到1981年辭世。茅盾逝世后,故居辟為陳列館對公眾開放。故居的前院開設了2個陳列室,陳列茅盾生前的實物和圖片,包括手稿、作品、信件、手跡和茅盾主編過的文學刊物等,共400多件。后院正房6間,安放有茅盾夫人孔德沾女士的黑漆鏤花骨灰盒。
1984年5月24日,后圓恩寺13號作為“茅盾故居”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茅盾(1896—1981),著名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原名沈德鴻,字雁冰,常用筆名茅盾,浙江桐鄉(xiāng)人。
茅盾在家鄉(xiāng)讀書時就喜愛閱讀古典小說。1916年,茅盾在北京大學預科畢業(yè)后,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1920年初,開始主持《小說月報》小說新潮欄的編務工作,連續(xù)撰寫了《小說新潮宣言》、《新舊小說平議之平議》等文章,闡述自己對文學發(fā)展的見解。1921年1月,與鄭振鐸、葉圣陶等在北京成立了文學研究會,從事新文學的倡導、評論和外國文學的評介工作。同時茅盾積極參加社會革命活動,是中國共產(chǎn)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22年,以《小說月報》編務為掩護,擔任中共中央聯(lián)絡員;1926年,奉中共中央之命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任毛澤東為代理部長的國民***宣傳部秘書;1926年底,北伐軍占領武漢,成立國民***,茅盾赴武漢,任漢口《民國日報》主編;1927年7月,汪精衛(wèi)在武漢公開叛變革命,茅盾離開武漢回上海,開始以“茅盾”為筆名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1928年7月,茅盾東渡日本,失去黨的組織關系。
茅盾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動,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理事,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茅盾在上海主編《文聯(lián)》雜志,從事爭取民主與和平的活動;新中國建立后,茅盾長期擔任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是中國文壇的領軍人物之一。由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辦的國家級文藝大獎——茅盾文學獎的基金來源便是茅盾生前捐贈的專款。
1981年3月27日,茅盾先生在北京辭世,臨終前,中共中央根據(jù)先生的請求,決定恢復其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
茅盾是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大師,有10卷本《茅盾文集》和40卷本1200萬字的《茅盾全集》存世。193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子夜》是茅盾先生大規(guī)模描寫中國社會全貌的力作,把“五四”以后新文學的發(fā)展推向一個新的里程,奠定了茅盾先生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中的歷史地位。瞿秋白評價《子夜》:“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泵┒鼙本┕示觾?nèi)景
像我這樣“老三屆”的學生,知道茅盾大多并不是讀過小說《子夜》,而是學過課文《白楊禮贊》。我佩服先生的文筆,他在《白楊禮贊》中寫道:“它沒有婆娑的姿態(tài),沒有屈曲盤旋的虬枝,也許你要說它不美麗,——如果美是專指‘婆娑’或‘橫斜逸出’之類而言,那么白楊樹算不得樹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卻偉岸,正直,樸質(zhì),嚴肅,也不缺乏溫和,更不用提它的堅強不屈與挺拔,它是樹中的偉丈夫!”
我納悶先生的筆名,何以叫“茅盾”?從1927年到1928年,沈雁冰以“茅盾”的筆名陸續(xù)在《小說月報》上發(fā)表了中篇小說《幻滅》、《動搖》、《追求》,被稱為《蝕》的三部曲。茅盾在《幾句舊話》中談了當時的創(chuàng)作過程。1926年,茅盾由上海去廣州,在船上寫了一篇《南行日記》,計劃返回上海后再寫,他說:“不料既到廣州,我就住下了,不但《南行日記》無從繼續(xù),簡直的和文學暫時絕緣。那時的廣州是一大洪爐,一大旋渦。——一大矛盾?!薄坝浀冒嗽吕锏囊惶焱砩稀揖陀媱澚四切≌f的第一次大綱?!薄皬挠媱澊缶V到動手寫,隔開了整整一年?!薄耙痪哦吣暾挛业轿錆h后就連這‘大綱’也忘記得干干凈凈,就連我曾經(jīng)有那樣的‘創(chuàng)作沖動’也忘記得干干凈凈。這時的武漢又是一大旋渦,一大矛盾!”“終于那‘大矛盾’又‘爆發(fā)’了!”
一篇短文,《幾句舊話》,竟頻頻出現(xiàn)“大矛盾”!而立之年的茅盾處在投身革命洪流與熱衷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色互換之中,胸中波濤洶涌,心底電閃雷鳴。
茅盾是無處不在的。比如:由于時代的變遷,年近半百的茅盾既有刪改舊作的經(jīng)歷,也有拒絕修改舊作的表態(tài)。長篇小說《子夜》是茅盾的成名之作,1954年重版時茅盾依據(jù)審讀意見做了620多處的修訂;但對創(chuàng)作于1941年的日記體小說《腐蝕》卻拒絕修改,盡管當時已有批判文章指向小說《腐蝕》。對此,茅盾的解釋是:“《腐蝕》既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寫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來修改,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會弄成進退失據(jù)罷?”
再比如:晚年的茅盾疾病纏身,八十四歲的他飽含深情地寫了一篇散文——《可愛的故鄉(xiāng)》。文章的開頭便是:“浙江是個物產(chǎn)豐富,風景秀麗,人材輩出的地方。雖然我僅僅在那里度過了青少年時代,卻深深地懷念它!”回首往事,先生感嘆:“在二三十年代,我還間或回家鄉(xiāng)探望母親,而1940年母親的去世,終于切斷了我與故鄉(xiāng)連接的紐帶;那正是風雨如磐的年代,解放后,故鄉(xiāng)日新月異,喜報頻傳。每當我從故鄉(xiāng)來人的口中聽到這些消息,總想回去看看,可又總是受到意外的干擾,其中就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然而,漫長的歲月和迢迢千里的遠隔,從未遮斷我的鄉(xiāng)思。”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病榻上的茅盾先生卻只能“且將文章作酒杯,斟滿思鄉(xiāng)不了情”,細細地品味……